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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线上的过客

坚定向前走;不忘历史;我们身边的风景最美;爱是生命最美丽的展现

 
 
 

日志

 
 
 
 

谈谈日本是怎么看透中国的  

2014-06-24 15:40:56|  分类: 国际政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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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24 09:21:23

   现在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明白,日本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和我们对立,不把我们当回事,实际是骨子里蔑视我们,大多数人都以为这种蔑视是从清朝甲午战败后开始的,实际上在这之前,,日本通过一次访问上海,已经把我们看透了。

   1862年6月13日,正当清军与太平军在上海郊区激战正酣之时,一艘名为“千岁丸”的日本商船悄悄驶进了黄埔江。从十七世纪中叶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后,这是派往中国的第一艘日本官方考察船,禁闭了二百多年的中日关系,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千岁丸”原本是一艘名叫“阿米斯得号”的英国货客两用船,船重256吨,载重358吨。这艘三桅木质帆船于1855年建造于英国山大兰岛,1860年后定期往返于上海至长崎,英国船主在这一航线上收益颇丰。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幕府用34000美元(合日本银币3万两)将之买下,并以“可用千年之船”的寓意将之改名为“千岁丸”。

   日本开口通商后,幕府急于知道中国是如何与洋人打交道的。在出发前,考察团即拟定了需要调查的26个问题,其中包括:西洋人在中国的主要活动及对策、清廷对耶稣教的态度和处理方式、是否向缔约国派遣使臣、中国与西洋的贸易种类及货币兑换率、中日贸易的可能性与前景,等等。之所以选择上海作为调查地,一则便于航行,二来也是因为上海开埠较早,西洋人聚集最多,来上海一趟可以更好地了解国际外交惯例和贸易规则。

   明朝至清朝前期,中日间的民间贸易原本繁荣,航行也堪称顺利。从江浙出发,顺风三日(一般十日)即可达长崎。当时的“唐人船”(日本惯称中国人为唐人)通常趁秋风东渡日本,他们在长崎贸易后,次年春天才扬帆返国。贸易品类上,日本主要输出刀剑、铜铁等,中国则以生丝、药材为主。但是,在德川幕府二代将军德川秀忠执政后,日本人海外航渡被定死罪,由此中日间的交往日渐稀少,官方更是断绝往来。而在中国方面,更是没把日本这个海外岛国放在眼里,以至于统治者及士绅阶层几乎将这个一衣带水的邻国给全然忘记。乾隆年间就有这么个事,当时全国查禁私钱,无意中在沿海某地发现一枚“宽永通宝”的钱币,朝廷一时大为震惊,以为这是要谋朝叛逆、建号铸钱,随后急令各省大吏严查,弄得“守令仓皇,莫知所措”。其实呢,“宽永”只是日本天皇的年号,而天朝上下竟无一人得知。

   再说“千岁丸”。一切准备妥当后,考察团于当年5月27日从长崎出海。由于日方人员缺乏航海经验,之前的英国船长和14名船员仍留在船上继续服务。考察团一行总共51人,其中包括幕府委任的幕吏根立助七郎与长崎地方官员沼间平六郎等8名官员,随行的还有7名中西文翻译、医生和书记员,3名长崎商人,各藩藩主派出的武士与随员,外加一位以“货主”名义请来的荷兰商人,全船共计67人。

   除考察团外,“千岁丸”还装载了一些货物,主要有昆布(海带)、煎海鼠、干鲍等海产品及人参、五倍子等药材,另外还有漆器、莳绘、甲斐绢等手工艺品及石炭(煤)等矿产品,其中以煤炭(250吨)和人参(5000斤)为大宗商品。日方的意思,主要想通过货物买卖冲抵考察的费用,但考察团不便明言贸易,所以才另请了一个荷兰商人作遮掩之用。

   开航后的第二天,海上突然刮起暴风雨,“掀起数丈波涛,船几乎要倾覆,狂风吹得风帆作响,几乎要把桅杆吹断”。大风大浪之下,很多成员都因晕船而呕吐,船上一片狼藉。之后的几天,倒是风平浪静,但船速缓慢,直到6月1日看到水鸟飞翔,众人才大起欢呼,知目的地将至。

   经过近7天的航行,“千岁丸”最终于6月2日凌晨抵达吴淞口,“北岸烟雨茫茫,不可望及。江流之大,足可惊人”。 初到中国即见到浩瀚宽广的长江出海口,让那些见惯了小河小川的日本武士们大为惊叹。次日,“千岁丸”由汽船拖曳进入黄埔江。进入上海港时,“千岁丸”前桅挂荷兰三色旗,中桅悬英国米字旗,后桅才是日本太阳旗。为方便计,船最后停在了法租界荷兰驻沪领事馆的附近江岸,成员们下船投宿邻近的宏记旅馆。

   考察团除盐泽彦次郎曾于1860年访美外,其他人都是首次出游国外。这次来到大上海,其所见所闻,都让他们大开眼界。后来在“倒幕运动”中大放异彩的长州藩武士高杉晋作在其《航海日录》中记载:“早上来了条蒸汽船为我们引航,然后逆黄浦江上行。两岸的民家风景看起来和我邦没什么两样。但到了上海港后,那里停泊着数千艘欧洲各国的商船和军舰,船上的桅杆仿佛森林一般填满了港湾。陆上的各国商行排起来有数百米长,粉壁千尺,殆如城阁,那种气派,真是难以用笔墨所能形容”;“入夜后,两岸灯影,光景如昼。”

   大村藩武士峰洁则是这样描述的:“远远望去,各国商船约有600多艘密集在一起,船上高耸的桅杆好似那冬季荒山上的林子一般。其中,蒸汽船有五六十艘,最大的两艘分属英法两国,长100多米,都是备有50门大炮的蒸汽军舰。”

   其他人看到的也大多如此,如佐贺藩的纳富介次郎说的,“黄浦江上停泊的外国船上百艘,其中军舰十多艘。更有上千艘中国船停泊在那里,简直是不计其数。众多的桅杆好像万顷麻田一样多。”锅田三郎右卫门的随从名仓予何人则描绘说,“西方各国商船好像梳子齿一样整齐地停在那里,十分壮观。以前就听说上海是中国最繁华的港口,现在看来,确实如此”;“桅杆林立,密集得连前方的景色都无法看到。数万艘船舶在黄浦江上停泊着,形成了近8公里的长列。上海港的繁荣,连我国的大阪港也无法与其媲美。” 

   意犹未尽之下,尾张高须藩的武士日比野辉宽月还做了首诗,其大意是:“岸上各国的商行彼此相连,港里停泊的船只数不胜数,南面桅杆林立看不到尽头。‘千岁丸’在各国船舶间穿插行驶,终于在离岸两里的地方抛锚停船。黄浦江面好像被大小船只涂抹了一般,岸上的房屋密密麻麻地并列着,简直太繁荣了。”

   1862年的上海,城市建设还刚刚起步,但外滩一带的楼房和江面上桅樯林立、千帆竞发的繁荣景象,已足以让这些初来乍到者感到惊叹不已。考察团所住的旅馆就在黄浦江边,“前面的大道宽十六七米,沿着黄浦江一直延续下去。这里自从洋人居住以来,建起了很多新的房屋,新修的街道纵横交错,路面也很宽阔,看起来市容干净整齐”;“大都会的上海,人群滚滚,人与人之间好像连缝隙都没有一样。上海码头上,装卸的货物更是混杂在一起,十分繁闹。”这里描绘的,就是当时外滩的景象。

   上海开埠以后,城区分为租界、华界(当时的上海县城),日本考察团立刻看出了其中的天壤之别,特别在卫生方面。在他们眼中,租界的道路分割合理,街面也很清洁,但华界则“粪芥满路,泥土埋足,臭气穿鼻,其污秽不可言状”;“每街门悬街名,酒店茶肆,与我邦大同小异,唯恐臭气之甚而已。”上海旧街巷狭隘污秽或许难免,加上太平军引发的难民大量涌入,当时的上海乱象丛生,而这一幕正好被一向好干净的日本人所看到,由此见诸笔端,不免有些骇人了。

   稍事休息后,考察团于6月5日前往上海道台衙门拜访。让他们感到新奇的是,道台吴煦出迎前,辕门外还放了三声礼炮(中国官场规矩)。进去坐定后,吴道台命茶点招待,宾主双方就近年中日贸易衰退及振兴之法交换了意见,并着重讨论了关税、日本官铜出口、日清间缔结通商条约及通商规则等问题。会谈中,细心的日本人发现佣人们在撤席时将残余果点窃入衣袋,甚至偷喝残酒,其后在记录中大发“呜呼,野哉,卑哉”之感叹。

   拜访结束后,考察团顺便游览街市,这些可就热闹了。旧时代日本武士的打扮,和全真教的牛鼻子道人倒有几分接近之处,由于其和服、发髻与中土大不一样,加上武士有佩双刀的习惯,本地人见后十分稀奇,“围观的人聚集起来,那场景好像以前西洋妇人刚到日本时一样,拥挤到连走路都走不开的程度”;“市井的人们为了看我们,数百人走出门来聚集在我们前后左右,不管当差的如何制止,他们也毫无惧色。”

   除与上海道台及各国领事会谈应酬外,考察团的成员经常在租界内外散步、参观、购物,尤其在搜购图书方面最为用心。为此,他们几乎跑遍了上海的大小书肆,并购买了大量与中国相关的书籍以及汉译西书。有些书买不到,他们就设法借来抄写,如太平天国的重要文献《天理要论》《太平诏书》《资政新篇》等书都是手抄。

   日本武士的中国文化程度都比较高,他们到上海后,与中国士子进行笔谈交流基本没有障碍。由于同属中华文化圈,宾主双方相处得都比较友好,甚至还有些惺惺相惜之感。不过,因为文化的差异,有时也会爆发冲突,如某次一位名叫施谓南的儒生到考察团住处拜访会津藩武士士林三郎,在为其题写扇面时,诗中用了“蛮王纳贡”等语,林三郎见后勃然大怒,他把扇子扔在地上:“我神国天皇万古一系,万邦莫比,你竟然将他与北虏王相提并论。你这个可恨的腐朽儒生,好生失礼!”施谓南见其发怒,只好站起道歉,并将句子删去。

   由于考察团成员大多是武士出身,他们对当时清军与太平军的战事最有兴趣。“千岁丸”到达之时,正好李秀成率太平军围攻青浦、松江,战场离上海只有十余里,可以听到隆隆炮声,看到西面火焰映天,这些都被记在了考察团成员的日记当中。

   当时守卫上海的除洋枪队外,主要是李鸿章的淮军。在中国朋友的帮忙下,日本武士们得以进入淮军军营参观。对军事颇有研究的名仓予何人看完淮军的枪炮训练后,曾作如下描述,“长炮自前排左右发放,发放终,既自内面退于后列,装火药。……小铳发放既终,枪手进,有单一入枪者,亦有横排入枪者。”对此,高杉晋作则不以为然地评论说:“铳炮尽中国制,而甚不精巧,兵法与器械皆无西洋。”[微软用户1] 

   无可否认,当时淮军正处于冷热兵器交替的过渡阶段,“大多数部队相当落后,有的刀矛等冷兵器竟占五成以上”;“阵法、兵制,都以戚继光为法。”前文提到的那位名叫峰洁的下层武士,他在目睹了清军的装备与士气后,曾大言不惭地表示:“今之清人,徒以其众多之兵而自夸,却弗知已显衰弱之耻。今至上海兵营而观其状,见其兵卒皆弊衣垢面,徒跣露头,羸弱无力,皆状若乞丐,未见一勇士。若如此,则我一人可敌其五人。若率一万骑兵征彼,则可横扫清国。”[4]

   事实上,“千岁丸”进港第一刻就发现,吴淞炮台有台无炮,完全是一座“对外国人不设防”的城市。等到入城参观后,对军事防务极为敏感的武士们很快就察觉到,上海防务多由英法军队承担,而租界的行政权、司法权也都掌握在西洋人手中。纳富介次郎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某次他在城内闲逛,夕阳落山准备返回时,城门已经关闭,无法通过。守门的法国兵见他们是日本人,就打开城门放他们过去。当地人见状也想趁机过城,但被法兵制止。这时,从城外来了个坐轿子的官员,他不顾法国人的阻止也想进城,法国兵竟然拿起木棒就打,最终没让他通过。目睹了这一幕后,纳富介次郎不免感叹道:“唉,清朝竟然衰退到如此的地步!”同行的佐贺藩武士、后来的海军中将中牟田仓之助也感慨地说,“上海城门为西洋人把守,自国人却不能自由出入,这固然是贼乱所致,但何以让西洋人如此势盛?我可怜唐人。支那的衰微可见也!”[5]

   对于洋人在上海的飞扬跋扈和中国人的低三下四,日本武士们感到既悲哀又愤怒,“英法之人步行街市,清人皆避旁让道。实上海之地虽属支那,谓英法属地,又可也!”还有一次,他们去孔庙参观,却发现“贼变以来,英人居之变为阵营,庙堂中兵卒枕铳炮卧,观之实不堪慨感也!英人为支那防贼,故支那迁圣孔子像他处,使英人居此云。”

   从笔谈情况看,日本考察团成员早年大多浸染于中国文化特别是受到孔孟思想的熏陶,但上海的亲历亲闻让他们对中国“圣贤之邦”的美好想象完全破碎了。在与儒生的交谈中,日本武士们发现中国之所以文弱,原因在于科举制度,“只重文试、不重武技”,而读书人又“只注意空文,而实用知识很少研习”。由此,“清国风习,文弱流衍,遂至夷蛮恃力而至。此万邦之殷鉴。”[6]

   某次,高杉晋作与当地儒生就程朱理学与西方科技的话题产生争论,儒生说:“朱文公之格物穷理,即圣人之齐家修身,推进一层,不外乎诚之一字,贵乎实践,不取钩深。至西人所讲,虽本乎理茅,近于术数,未免尚隔一层尘障。”高杉晋作则反驳道:“为义为利,天地隔绝,不待言论而明,然治天下齐一家,内自诚心诚意工夫,外以航海炮术器械等,尽不研穷其理,则不能治天下也,不能齐一家也。不能穷航海炮术之等之理,则所以诚心诚意工夫之不至也。”辩到最后,高杉晋作用一句话总结:“不然则口虽唱圣人之言,身已为夷狄之所奴仆矣!”

   对于西洋的强权与中国的衰微,高杉晋作认为当务之急是加强武备,“清朝不知道防止外敌入侵的海防策略,其证据是,清朝没有制造过不把万里波涛放在眼里的强大军舰和防御敌人于数十里之外的大炮。”对此,名仓予何人也有同感,他进一步认为:“夫今以清国之弱兵,且以旧来之拙劣火器,与西虏战而亦有取胜之时,何况以本朝武勇之兵,采用西虏之猖獗并军舰之制,此所谓如虎添翼,则西虏之猖獗不足深忧也。”

   冯天瑜先生曾在《“千岁丸”上海行》一书中说,“清国内政外交的衰败,引发了来访日本藩士对往昔尊崇的中国产生藐视心理,这使深蕴于武士文化之中的对外扩张性得以发酵。”名仓予何人的这段话,为这一结论做了切实的注脚。回国后,武士峰洁曾对这次的考察作一总结:“窥一斑知全豹,名医把手脉知心腹之病。清国病在腹心,其面目、四体均有表现,一指一肤也是外在形式。我们在上海一处,可以推断十八省之大概。当今上海形势,内有长贼威迫,外受制于洋人,……其情形可哀,可大堪叹息。”

   以上内容摘自知名作家、近代史研究者金满楼《重读甲午——中日国运大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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