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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长捷狱中痛斥傅作义:要我死守他和平起义 不知羞耻  

2014-01-02 16:21:36|  分类: 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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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1月02日 08:41

来源:启东日报


核心提示:在功德林改造时期,当着众人的面,他不止一次地骂过傅作义:“要我死守天津,战至一兵一卒,他却贪生怕死,在北平搞和平起义,我算是把他看穿了,一个不仁不义的家伙,一个不知羞耻的东西!”

本文摘自:《启东日报》2013年7月23日第2版,作者:黄济人,原题:《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

陈长捷当时的职务是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隶属华北“剿总”司令指挥。在功德林改造时期,当着众人的面,他不止一次地骂过傅作义:“要我死守天津,战至一兵一卒,他却贪生怕死,在北平搞和平起义,我算是把他看穿了,一个不仁不义的家伙,一个不知羞耻的东西!”每次骂到这里,站在侧旁的原国民党十二兵团司令黄维总会添上一句:“你不在天津硬打,他在北平的谈判桌上就没有筹码,所以,他还是一个玩弄权术的政客,一个损人利己的小人!”

在水利部身居高位的傅作义,自然听不到这些来自功德林的议论,但是,作为历史的过来人,他怀揣着一种内疚,一种自责,直到把一句话当面告诉当事人为止。因此,早在周恩来接见获赦人员的第二天,他就在西单鸿宾楼单独宴请了陈长捷。那天中午,傅作义早早恭候,陈长捷姗姗来迟。见面之际,陈长捷甩出冷冷一句:“按照我过去的脾气,今天是不会来的。可是在共产党监狱改造十年,脱胎换骨,把脾气也弄不见了。”傅作义哈哈大笑道:“你我是保定军校六期的同班同学,你的火爆脾气,我还有不知道的么?好在你通情达理,大人大量,所以我必须告诉你一句话,这是埋藏在我心里长达十年的秘密。”陈长捷依旧沉着脸:“有屁就放,有话就讲。”傅作义的神色凝重起来:“天津战事,我应当承担全部责任。因为,平津全局动向,已趋和平之势,结果由于我的犹豫,造成一战一和,既给天津人民带来灾难,也给同窗挚友带来不幸……”听到这里,陈长捷的眼眶湿了,他主动伸出手来,与傅作义握手言欢,尽弃前嫌。

花甲之年的陈长捷终于一扫双目阴霾满面憔悴,容光焕发地回到上海。在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希望首批获赦人员都能够留在北京,用他的话说,“这样我们可以经常见面。等到春暖花开的季节,我还可以陪大家去北海划船”。但是,出于需要照顾家庭或者需要家庭照顾的原因,曾扩情去了沈阳,卢濬泉去了昆明,邱行湘去了南京。陈长捷之所以要去上海,是因为他的儿子在那边的一家企业担任工程师。

离开北京的时候,陈长捷与邱行湘结伴而行。他忘不了是周恩来的秘书把他们送到火车站,把他们带进车厢,为他们找好座位,直到汽笛长鸣,火车徐徐启动时,才与他们挥手分别的。当然,十年囚徒生涯,他会铭记共产党的恩典,作为牢友,他也会珍惜邱行湘的情谊。那是在功德林改造时,他们去京郊的秦城农场劳动,陈长捷因为破窑倒塌而休克在砖堆之下,邱行湘奋力营救,凭借浑身的气力,先将陈长捷从砖堆里拖出来,再把陈长捷背到自己的背上,足足背了几里地,才把他平放在农场医务室的担架上。陈长捷苏醒之后,第一眼便看见邱行湘,问:“我怎么会躺在这里?”“我把你背回来的。”“是你救了我。”“是共产党救了我们。”陈长捷唯恐因为步入老年而失去记忆,专门把这段话记录在日记本里。日记本的扉页上面,他方方正正地写下了一句自勉:“我下半辈子的全部事情,就是知恩图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报答共产党的恩同再造,报答友人的手足之情。”

火车抵达南京,邱行湘下车了。陈长捷送到站台上,两人相视无言。先说话的是陈长捷:“回去作何打算?”邱行湘胸有成竹:“不是说要劳动一段时间,向人民群众学习,求得他们的谅解么。我已经想好了,高墙之内,我是劳动标兵,高墙之外,我是生产模范!”陈长捷拍拍邱行湘的肩膀:“我要向你挑战……”

陈长捷回到上海,被分到市郊的崇明农场。这座城市虽然历来都是我们国家的工业基地,但是在那个“粮食引路菜当家”的年代,崇明农场无疑成为上海人民与自然灾害抗衡的前沿阵地。陈长捷是阵地上的一个兵,管理着几个蓄粪池。那日粪车泄粪,泄口阻塞,陈长捷二话不说,卷起衣袖,弯下身腰,伸手将泄口里的渣滓一把拖出,顾不得湍急的粪水直扑过来,溅得他从上到下浑身发臭;那日大雨滂沱,粪池渗漏,眼见如金似银的粪便就要流失,陈长捷大吼一声,纵身跳下,用胸口死死堵住漏洞,直到农场的其他员工赶到。

邱行湘虽然在制盒厂当工人,但是饥饿难耐的岁月里,各单位都发起生产自救。白下区地处闹市,没有空土,制盒厂领到了南京近郊明故宫旧机场的十亩水泥跑道。邱行湘肩扛十斤重的鹤嘴镐,随拓荒大军在这里安营扎寨。他曾经是建造工事的专家,没有想到跑道由三层水泥三层砂石相间铺成,一镐下去,眼冒金星,十镐下去,手起血泡,远比当年的洛阳核心阵地坚硬。他又是一个应对硬仗的高手,所以开垦完毕,制盒厂兵分两路,只留几个人在蔬菜基地的时候,他递交了请战书:“我在这里留下了罪恶,因为当年赴洛阳作战,就是从这条跑道起飞的……”邱行湘的理由最具有说服力,所以他被制盒厂任命为生产组长。不到三个月,他用长满厚茧的双手,捧出了一万多斤蔬菜。

不问收获,但求耕耘。陈长捷和邱行湘的表现得到了周恩来的肯定。那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次国务汇报会上,谈及中国共产党对战争罪犯的改造政策时,这位总理摘下了眼镜,放下了手稿:“溥仪在北京每天早上都要唱《东方红》,他说这首歌词写得好,好就好在写出了从鸦片战争到今天,将近一百二十年,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终于翻身做主的事实。国民党获赦人员中,绝大多数的表现是良好的,他们力所能及,吃苦耐劳,真正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得到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好评。这当中有两个典型,一个是上海的陈长捷,一个是南京的邱行湘……”

听到这段话的当天,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张治中写了内容大致相同的两封信,分别寄往上海与南京。这位当年的国民党政治部部长用一种激励的口吻写道:“能够得到党和人民的承认,这是来之不易的。你们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很大的代价,其间的辛劳与甘苦,我也许比别人更加心知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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